中国养生文化

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中的养生思想

道家“重人贵生”，认为“先天地生”的“道”是生命的本原，因此，道家不但认为“人法地,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（《老子》）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规律，也是认识生命问题的基本原则。道家的“贵生”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肯定。在养生方法上，道家主张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由此而发展出了道家的主静养生体系。道家的方法是回到赤子状态，尽量不要受社会的干扰，“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”认为应该“形体保神，各有仪则。”只要恪受中和(“缘督以为经”），“守其一以处其和”，就可以做到“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汝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。”（《庄子》）在形神关系上，道家轻“形”重“神”，认为“气”在“身”内，“气”是“身”的内驱力，通过“抱魂守一”使“气”与“道”合，就可以做到使“身”不朽，长生不老[1]  。

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养生思想

《黄帝内经》简称《内经》，分为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，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。该书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，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，也是养生理论的奠基之作。《内经》中的养生思想非常丰富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整体健康观。认为人体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础，一旦平衡被破坏，健康也就被破坏了：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，阴阳离决，精气乃绝。”

顺应自然观。只有“和于阴阳，调于四时”或“法则天地，逆从阴阳，”人们才能达到至人、真人、圣人、贤人的境地，实现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死。

重在预防观。《内经》提出：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乱治未乱”。等到已经生病再治、再养就晚了。这不但是古代养生的基础，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摄养情志观。《内经》重视精神修养，认为精神愉快、情结稳定是身体健康的关键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“恬澹虚无,真气从之;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”。

形神兼修观。《内经》认为既要保养精神，使“精神内守”，又要锻炼形体，做到“形劳而不倦”，动静结合，方能“形与神俱”,却病延年。

《内经》主张采用多种方法来达到修真养生的目的，除了注意四时饮食起居、情志调节等外，也很强调采用导引、吐纳等法。例如《内经》认为居住在潮湿地方容易得关节炎一类的病，主张采用导引之法治疗。对“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节者”,可以让他们练习“导引行气”之术。 吐纳属内养功，《内经·素问》中多处提及吐纳之法。如“肾有久病者，寅时面向南，净神不乱思，闭气不息七遍，以引颈咽气顺之，如咽甚硬物。如此七遍后，饵舌下津令无数。”这些方法成为后来气功发展的基础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中的养生思想

《吕氏春秋》由秦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集体编撰而成。该书虽然以探讨治国安邦之术为主，但不少篇章论及养生，形成了动以养生的特色：动是生命的精髓，“动而萌，萌而生，生而长”，并进一步提出了去害知本、动以养生的基本原则。去害即“察阴阳之宜，辨万物之利”而去五味充形之害、五情接神之害、七淫动精之害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做到“精神安乎形，而年寿得长焉。”知本是指知精气流动之本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动也。形、气亦然。形不动则精不流，精不流则气郁。”而“病之留，恶之生也，精气郁也。”

不过《吕氏春秋》并没有明确提出怎样“动”。华佗则把“动”解释为人体劳动之动，以“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”说明“动”的功能，比吕氏的气郁致病说合理得多。

《淮南子》中的养生思想

《淮南子》是汉初淮南王刘安仿《吕氏春秋》而写的，书中也有许多养生论述。《淮南子》认为，养生就是“体道”：“养生以经世，抱德以终年，可谓能体道矣。”

养生的要义是做到形、神、气三位一体：“夫形者，生之舍也；气者，生之充也；神者，生之制也。一失位则三者伤矣。”三者中养神最重要，精神内守才能使神得其位，神得其位、精神清明才能充分发挥神的作用。所以《俶真训》说：“神清者，嗜欲不能乱也。”“是故神者，智之渊也，渊清则智明矣。”

《淮南子》主张适度运动：“形劳而不休则蹶，精用而不已则竭。”同时又主张要节欲：“耳目淫于声色之乐，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；五脏摇动而不定，则血气滔荡而不休也；血气滔荡而不休，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！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，则祸福之至虽如邱山，而无由识之矣。”

《淮南子》还非常重视保持心态平和：“人大怒破阴，大喜坠阳。”主张“以中致外，百事不废。中能征之，则外能吸之。中之得，则五脏宁，愚虑平，精力坚强，耳目聪明。疏达而不悖，坚强而不鞼。”这种“以中致外”、以神驭形的思想，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道家色彩[2]  。